我们仔细审视谭其骧绘制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从东汉时期到东晋时期资本E家,中国西南的边界始终保持不变,并且在地图上延伸到了今天的缅甸甚至印度一带。而这条边界线并不是简单的直线,它呈现出一条弧形。通常情况下,谭其骧在地图上画出的直线和弧线往往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,似乎更多是出于个人的创意和理解。那么,为什么谭其骧会画出这条跨越400年的不变边疆线呢?这条线存在的合理性又如何呢?我们不妨仔细探讨一下。
实际上,这条边界线的雏形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,只不过当时它并没有被纳入汉朝的版图,而只是简单标记为“哀牢”。哀牢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,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云南保山一带。在汉朝之前,中原王朝的势力尚未深入云贵高原,因此对三江流域一带的民族分布并没有详细记录。直到东汉时期,哀牢才首次出现在史料中,而西汉的《史记》则模糊提到过一个叫“滇越”的地方,记载中称其为“乘象国”,但具体位置难以考证。
展开剩余76%公元51年,哀牢首领贤栗诣越向东汉的太守郑鸿提出归附请求,这是哀牢首次在文献中露面。不久之后,杨终写下了《哀牢传》,但这部重要的文献早已失传。不过,《华阳国志》引用了部分内容,《后汉书·哀牢传》也有提及哀牢的部分历史和传说。根据传说资本E家,哀牢在与鹿多部落的冲突中失败后,向东汉求附。此时的哀牢仅有“户二千七百七十,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”,不过是一个规模较小的部落。而在谭其骧的绘制中,西汉版图中的哀牢区域却被标注为高达30万平方公里,这显然与历史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
从公元51年开始,哀牢的势力迅速扩展。到公元69年,哀牢王柳貌派遣儿子带领族人正式归附东汉,人口也从1.7万猛增至55万人,这一变化的速度几乎超出了常规,简直像是历史上的神话。对此的唯一解释便是,哀牢在这20年间通过吞并周边部落,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。此时的哀牢已进入鼎盛期。
东汉的文献最初将哀牢称为“哀牢国”,之后改称为“哀牢县”。在哀牢归附东汉后,东汉在其辖区内设立了“哀牢县”和“博南县”,并从益州西部都尉的六个县划出部分区域,组成了永昌郡,郡治设在今天的保山地区。翻看汉朝时期的行政区划图,我们可以发现,这些县均位于怒江以东,而怒江以西则未设立任何行政机构。由此可见,东汉在西南的统治范围不可能突破怒江一线,尤其不可能跨越怒江,延伸到缅甸,甚至印度东北部。
相比之下,台湾版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就显得更加客观资本E家,它清晰地显示了汉朝在西南的最远边界仅限于怒江附近,永昌郡只是孤立地深入湘西。而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秦汉卷》也指出,东汉时期的郡县设置最远仅及怒江东岸,无法越过怒江的范围。尽管哀牢已经归顺东汉,但汉朝的管理不过是羁縻式的,并未真正完全控制这片区域。
然而,从历史记载来看,东汉对哀牢的羁縻管理并未持续太长时间。公元76年,哀牢王反叛汉朝,带领部族进攻永昌郡。第二年,东汉派兵前去平叛,结果哀牢遭遇失败。随后,哀牢人越过怒江,建立了新的国家“掸国”,其首都设在达光,位于今天的伊洛瓦底江流域。由此可见,哀牢人民在仅仅接受了7年的羁縻管理后,便摆脱了汉朝的控制,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。因此,汉朝在西南的边界应始终未能突破怒江。
从汉朝到东晋的时期,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逐步衰弱,直至唐朝时期才有了南诏国的崛起。因此,从汉朝到东晋,西南边界的范围应处于不断收缩的状态。然而,谭其骧的地图却没有显示出这种边界的变化,令人惊讶的是,他所绘制的边界线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更为奇怪的是,谭其骧的地图上在怒江以西的区域,既没有标记任何行政区域,也没有明确列出任何部落,甚至连相关的地方势力都没有标出。
事实上,哀牢人的后裔在唐朝时期发展成了南诏国。《新唐书·南蛮上》记载:“南诏……本哀牢夷后,乌蛮别种也。”一些哀牢部落迁徙到缅甸、泰国一带,建立了多个部落和国家,统称为“掸邦”。元朝时期,掸邦的地图册中还封了许多土司。如今,掸邦的后裔依然广泛分布在缅甸北部地区。
总的来说,谭其骧在地图上随手画出的“弧线”,不仅与历史实际情况相悖,也成为了他在历史绘图中的一大缺陷。有学者指出,尽管谭其骧在行政区划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肯定,但他对于边界线的绘制却显得草率,这种缺乏依据的地图绘制方法,不仅妨碍了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进一步探索,还容易误导学习者,因此应当加以批判和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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